病毒话语的建构及其影像文本的阐释(3)

从宏观上来说，瘟疫引起了社会、政治与生物学之间关系的张力与断裂，然而，也正是瘟疫与他者的关系的张力与断裂反而使得他者成为建构社群话语的参照，但在现代全球网络时代，瘟疫病毒在成为他者的同时又成为社群自身不可分离的部分。在《围歼街头》(1950)中，政府官员在回应公共卫生服务官员理德博士提出的紧急行动时说：“问题就在我们自己社区这儿。”理德回应说：“社区？什么社区？你以为你住在中世纪？……任何人十小时内就可以在其他任何的城市。无论我身上带有什么疾病……当你要说社区，我们都在同一个社区。”这段经典的回应显然意味着瘟疫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它自身已经无法脱离社会政治边界、修辞、传染范畴等。对于美国影片中的瘟疫来说，瘟疫作为一个外界对本国的威胁符号比如冷战中的核威胁，也是外来政治地缘带来的威胁，比如巴尼与谢克认为这部影片中当理德提到美国人正被非洲瘟疫所传染的可能性时，实际上对于美国社会和生物整体性来说，更多是在暗示着那些外来威胁,尤其是那些瘟疫携带者的暧昧不清的少数族裔身份，因此，影片中提到的中世纪对两位学者来说，在于与族裔的以及国家层面上的因素相对而言，也就是以中世纪作为修辞指向诸如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一方面一个国家的瘟疫不再是中世纪时期的概念，另一方面以中世纪作为过去的历史符号来回应当下现代工业毁坏的一面。《围歼街头》中瘟疫与社会、政治、生物学以及象征符号之间的关系在61年后的《传染病》中同样再现，这实际上遵循了美国文化中对于瘟疫语义学的逻辑延伸以及瘟疫自身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影片的空间爆发叙事以及病毒隐喻比《围歼街头》更走向立体化，其娴熟的网络叙事更使得病毒本身成为网络点阵上的一枚枚棋子，使得网络叙事等同于病毒叙事。

因此，瘟疫语义与病毒语义在修辞学上处在相互交叠和重合之中，可以认为，病毒所滋生的瘟疫如上所述是对人类文化与自我主体叙事的不断干扰、中断、扩展与调整，病毒在此构成了人类认知叙事的一个重要途径与认识论范畴，是打破各种意识边界的感知媒介。巴尼与谢克指出，瘟疫在线性时间经验或者历史性过程中构成了一个中断点。 这正如翰密勒所说的，瘟疫是奇迹的另一边， 巴尼与谢克把瘟疫当做神代理者的一种形式，不遵循因果论，从日常框架之外对世界进行一场巨大的干预，比如德雷顿以寓言性的蝗虫来作为道德报应的代理者。同样在罗伯特·麦克雷(Robert Markley)[10]和基尔曼的论述中，瘟疫直接搁置了关于现代知识稳步上升的叙事；布克和莱兹则论述了瘟疫的惨痛灾难在丧尸电影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模式。讲述中世纪瘟疫的《黑死病》(2010)结尾以奥斯曼为了私心对女巫展开报复，而并非因为宗教宏大叙事中的女巫是魔鬼代言者，奥斯曼的猎巫行动呈现了人性病毒，人性病毒在宗教宏大叙事外衣之下展开14世纪对女性的恐怖主义行动，因此《黑死病》与其他瘟疫病毒电影比如《传染病》《完美感觉》《黑死病》(2002)等相比，则再现了人性病毒与宗教病毒对人类的控制与支配。中国的瘟疫病毒电影《大明劫》则从万物运动规律上去探讨病毒的客观性产生与存在。尽管《黑死病》与《大明劫》放在遥远的过去，但病毒并没有时间性，宗教病毒可以被当下的其他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因子所替代，人性病毒不随时间而消失，《大明劫》中的国之病毒与个体的身之病毒具有相类似的概念，在这层面上，通过瘟疫展开的社会、个体、人性、万物运行定律等，呈现了病毒在哲学概念上的病原学原理与物质自身运动的逻辑规律。

身体病毒·药物

鲍德里亚认为身体一旦不能依靠自身抗体，那么它们必定依靠来自外在的保护，这条定理同样适用于社群与个体，比如个体被剥夺激情，那么他们就会依赖心理学与相应的心理治疗。鲍德里亚用《泡泡中的男孩》来论证我们在真空中思考与反省的这种状态反应了人工智能的普遍存在。鲍氏继而论证人类具有七情六欲必然意味着人类只是一粒非纯净的小细菌或微生物——“损害透明宇宙(a universe of transparency)的非理性病毒”[3]61。他以博斯(Hieronymus Bosch)作品为例，比如《人间乐园》中人躲在透明水晶球中来躲避灾难获得保护，如此一来，一旦个体、群体或社群被消毒到洁净，那么只有病毒留存在这致命洁净与致命复杂的世界里了。这里，鲍氏以洁净与病毒相并置来论证病毒的存在和存在条件，认为完全预防是致命的。在鲍氏看来，人的存在包括思想犹如在泡泡中的孩子，被剥夺了作为人该有的各种能力而依赖于科学的保护，这注定是一种人工免疫，注定继续变异并且越来越远离世界与死亡，当所有整体性系统以这种透明方式来追求免疫，那么对追求排除外在威胁躲在洁净无菌的水晶体内的透明，对系统、群体与个体实施者来说就是一个威胁，这从转移瘤上也可以论证，内在的生物学上的转移瘤与外在的由人工假肢、网络以及人为系统构成的外在转移瘤是相互平行运作的。鲍氏以病毒繁殖特征指出身体在高度受保护无菌的空间中失去免疫力，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无菌空间中同时滋生了病毒疾病，鲍氏在这里着重指出，一个社会身体或者社会体系如果遭遇如此的透明性免疫比如过度保护、过度编码、过度管理，那么与生物身体一样，同样失去自然抵抗力。[3]62这一点与《大明劫》中《瘟疫论》作者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回应大将孙传庭的“你觉得，我大明朝气数已尽了么？”的关于社会身体的疾病内里相同：“自古王朝，始兴终乱，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同样，他在《瘟疫论》中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在吴又可看来是疠气。这里对瘟疫病毒的异气观点与鲍氏的病毒说有类似之处，两者都把病毒放在一个系统中进行非客体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同时并存去探讨，打破主客二元思维，从系统动态运作上去思考。而且，这种社会身体一旦遭遇病毒滋生，无法用药物治愈，因为药物对鲍氏来说就是社会各种保护与预防措施的产物，这一点与德里达的药物概念相一致。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网址: http://www.zgywylxzz.cn/qikandaodu/2021/0616/5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