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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话语的建构及其影像文本的阐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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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而对于布满各种关系各种符码的虚拟社会身体来说,早期邪恶他者以偶然性的故障形式出现,后来才会有传染性形式的病毒出现,因为这个身体或者社会身
而对于布满各种关系各种符码的虚拟社会身体来说,早期邪恶他者以偶然性的故障形式出现,后来才会有传染性形式的病毒出现,因为这个身体或者社会身体已经是一个虚拟存在、非身体(a virtual being, a non-body)的智能体系和网络,对病毒的应急反应只能以拒绝方式,这只能导致病毒在里面更加肆意妄为。在这层面上,从病毒与身体的关系来说,“虚拟与病毒一起发展。正是因为身体已变成非身体,一个虚拟机器,病毒才会控制身体”[3]63,鲍德里亚由此提出观点,认为人类把身体与语言交付给由人工智能所滋生的不可逆转的人工性的所有的病毒偶发事件。如前所述,病毒与虚拟联手合作,那么就不难理解鲍氏提出,病毒攻击是封闭式的、整体性的环形病理学现象,是一种滥交与连锁反应,一种乱伦病理学,比如艾滋病对同性恋与吸毒者的病毒攻击针对的不是性禁忌而是它构成的封闭式环形的无障碍循环。同样,在《传染病》中的环形叙事无疑呈现了象征秩序中关于资本病毒的逻辑循环,从开头到结尾,空间构成了一个环状,结尾作为病毒源头第一天发生的事,推土机推到大片森林,蝙蝠失去栖息之地,只能在农场逗留,蝙蝠吃过的果子掉到猪圈中,猪吃了带有蝙蝠病毒的果子,当美国某公司高管贝丝吃了猪肉才成为零号病人,这里特写了厨师没有洗手与贝丝合影,直接呈现了他者的卫生意识。这里也看到病毒源头与资本拓殖有关(这种主题表征在很多病毒电影中呈现,比如《感染列岛》),资本拓殖破坏了动物生态,使得动物(蝙蝠)空间向人(农场)空间折叠,那么零号病毒的产生意味着向全球扩展。这里的环状如鲍德里亚的环形病理学,全球化的网络枢纽就是一个封闭的各种环形线路,《传染病》传达的是全球化的资本网络,资本网络中的病毒一旦产生,必然是一种滥交与连锁反应,这在影片中以全球各地空间相互交叠并置,一种空间对另一种空间的区别性对待,比如世卫组织以假疫苗交换医生人质;比如影片中典型的他者观念。同时也传达了对他者的恐惧,这在影片从开头到结尾的环状空间就足以明示,整个环状空间的恐惧来自于一种传染病毒,传染病毒来自于他者,尽管对于美国来说他者是贝丝出差之地,然而,病毒来自于被资本开拓森林导致无家可归的蝙蝠,那么,病毒与自然合二为一,由此,在他者空间(文化上与自然上的他者)中,资本主义方式无法避免传染,这种他者作为文化与自然的双重性加强了病毒叙事特征,他者不但意味着未开化,他们占有的土地也具有危险性,因而他者空间出现的病毒不再被认为是病毒发生的偶然现象,而是与这些地方的文化有关。鲍氏在对病毒本体探讨时认为,“他者的缺席分泌出另一个无形的他者:病毒的绝对他者”[3]65。鲍氏直接进入病毒范畴进行抽象的哲学本体探讨,《传染病》中的他者现象则从现象学上再现了病毒的他者性,全球资本产生的同时必然基于他者的存在,对他者的恐惧来自对资本生产过程和发展的不可掌控性,那么资本带来象征意义上以及生物学上的病毒自然会分泌出自身的他者。那么,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病毒显然阻碍了流通流动,比如阻碍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信息等的自由流动;这意味着病毒虽然具有自身的流动特质,但病毒分泌的他者在全球资本流通的同时也在同样制造病毒性的边界。
从病毒自身来说,鲍德里亚认为,病毒或者说极端现象才是最真实的物质,它促使人们去保留虚拟灾难的能量,后者正是经济的、艺术的、历史的进程中的动能所在。这样,那些传染的、流行的、连锁反应与繁殖的病毒有最好一面也有最坏一面,在带来身体疾病肿瘤政治狂热的同时,这些病毒是一个超越善恶的进程,这就为打开各种可能性提供了前提条件。鲍氏以时尚现象作为比喻,它快速传染,只在表层的符号循环中进行,这种时尚病毒正如瘟疫,然而道德社会学与哲学理性摧毁不了它。时尚的异质性、病毒特质,无介质形式的流通从来就不诉诸于意义的中介调节。病毒同样具有异质性、无介质形式,它的流通、流动、渗透同样不诉诸于意义的中介调节。对于流动中的病毒而言,药物是针对病毒的直接途径。德里达在《药物修辞学》中认为,本质上并没有药物,也许存在着自然的毒药,当然那些自然致命的药物肯定是存在的,但它们并非这样的药物,也就是说,药物概念除了药理学上的概念,还应该有制度性上的概念,它包含了历史、文化、习俗、标准评估等的一种互相缠结的话语网络和修辞学概念;在药物定义上,并没有任何客观的、科学的、自然的定义。药物的概念更多是建立在道德或者政治评估的基础之上,它自身携带着标准与禁忌,是一种颁布令和流行行话,不允许任何可能性的描述与鉴定。[11]对德里达来说,这种概念就不再是纯粹理论上的概念,那么药物也就不具有定理性,也就是不具有科学能力,与此同时,在《药物修辞学》中,德里达在不断论证药物概念中的体制性特征的时候,同样指明了药物上瘾、致幻剂、毒药等同样具有体制性特征。说到药物是否具有自然性与科学性方面,德里达甚至对“自然”(nature)提出质疑与阐释,认为自然主义与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一样不再“自然”。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网址: http://www.zgywylxzz.cn/qikandaodu/2021/0616/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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