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悲剧性(5)

白流苏是个世俗的人，她要生存要挣扎，“当白流苏无意之间获得婚姻的机会时，不惜向妹妹发出挑战。”[8](P482)结果，白流苏受到四奶奶的辱骂，宝络心里也恨着她，白公馆是再也没有流苏的容身之地了，“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3](P172)白公馆的众人只是在为自身利益着想，根本没有真正关心过流苏是否幸福。

二

幸福对于白流苏而言，只是对外呈现的一个标志，对她来说，家究竟是什么，不过是房子罢了，这房子也就是经济来源、生活归宿的一个象征。白流苏和范柳原“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女人尚存的美色，女人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9](P158)白流苏没有走出传统婚姻模式，不管是作为一个妻子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她都是卑微低贱的。造成她这一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男权为主的环境以及她自身的性格特点。

第一，男权为主的社会是造成白流苏悲剧命运的外在原因。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自然性，使女人仅仅成为了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波伏娃深刻的揭示了一个事实：女人与男人是不平等的，女人是依附于男人的。她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10](P1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只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不仅是男人，而且是所有的人，包括被男权制所害的女人，都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浸染着男权制的思想。在女性的生命中，“爱情和婚姻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三从四德’的礼教下……她的人身权依次被授予父、夫、子这三个不同男人，一生做不得自己的主，永远活在别人的管制之下。”[4](P110～111)女人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心理上也依附于男性，以致形成对男性顺从的奴性。

白公馆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缩影，领着白家走上破落户道路的是流苏爱赌的父亲，虽然四奶奶因为四爷挪用公款而把当家的权利让给了三奶奶，表面上是女人掌管着白家，可实质上白家人都是受着男权为主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然，三爷也不会劝流苏从一而终，白公馆也不会一直保留着晚上不作兴出去拜客的旧规矩，四奶奶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姐也不会不知道跳舞。所有的规则都是针对女人的，要把女人变成符合男性社会要求的贤妻良母。流苏的没念过几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正是男权社会操纵的结果吗。从“不许做”变为“不会做”，白流苏除了选择嫁人这条唯一向她开放的职业，她还能干什么呢？表面上看，白流苏在婚姻的较量中赢了，但实质上她却仍是落入了封建传统的桎梏中，她必须得把男人当作自己今后生活的依靠，这是男权社会压抑下女性无法逃脱的命运。

第二，白流苏的悲剧性命运与她自身的性格特点有关。

首先，白流苏是一个没有独立意识也无独立能力的人。虽然她有勇气选择离婚、重回娘家，这种行为在当时“夫为妻纲”的社会具有一定的反叛性，但“不能说白流苏是了不起的反封建战士，可为了生存，她自发地反抗传统的道德准则，是合乎人性常态的一种体现，不能否认她身上还有渴望生存的力量，尤其是当生存受到威胁时，她会聚集自身的全部力量，作最后的一搏。”[8](P485)这最后一搏不是人性的苏醒，仅仅是自我保存的本能。离婚后的白流苏没有走向社会，而是回归到父家，她“始终没能走出女性的生存困境，几千年高压的男权社会已经形成了女性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和寄生性，为男性附属已经成为她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7](P177)不管是回到白公馆，还是走入与范柳原新建的家，白流苏的依附性性格使她逃离不了自身的悲剧命运。

其次，白流苏的精于世故、善耍手段、工于心计带给她的不是与范柳原真心的相爱相怜相惜。流苏经徐太太点拨后，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自信，“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她决定用自己未逝的青春孤注一掷，”[2](P326)她不相信范柳原对她说的话，同时，她对自己的形势也看的很清楚，她明白她只有用自己的前途去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的这一口气。”[3](P153)可见，流苏从一开始就决定将柳原作为她的猎物，她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柳原是在求欢而流苏却只在求生，她要的是婚姻，是保障，是生存，她是在不断的垂死挣扎和自我拯救。”[11](P11～12)在与男人的争斗中，她世事洞明，用她的小奸小坏，小智小慧与范柳原周旋，在这场婚姻的追逐中流苏可谓是耗尽了自己所有精力。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网址: http://www.zgywylxzz.cn/qikandaodu/2021/0518/576.html